周小川表示，G20是应对危机的产物，1999年开第一次会议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，2002年升级为峰会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。所谓应对危机，就是用什么办法能够引起复苏，复苏以后又当如何保持更强劲、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，这就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。

周小川说，从需求方面看，总需求政策的协调是重点。可以看到，在货币政策方面，有些国家实行了数量宽松，有些国家实行数量和质量双宽松，还有一些国家实行负利率，因此，今年G20财经口会评审数量宽松政策的效果，以及未来数量宽松政策如何退出，包括它的“溢出效应”。另外，有些国家刚刚开始实行宽松政策，对此还需要观察。以上这些都需要通过讨论来增强宏观政策的协调。

周小川称，货币政策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过度依赖它，还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。财政政策在近期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，由于各个国家财政政策空间不一样，所以需要讨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比如赤字率或总债务率达到多少时，是有空间可以更多运用财政政策的。除了支出方面，财政政策还有收入方面，能收的税要收上来，才有空间实行这些政策。

此外，周小川表示，今年G20讨论更关注结构性政策。有些经济体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，光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解决问题，必须针对自身结构性特点进行改革。尽管这样花的时间会长一些，但这些政策最后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情况下，对于汇率政策的协调，周小川表示，汇率的争议可能跟大宗商品降价有关系，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下降很厉害，导致一些产油国在收支平衡受到较大影响，汇率首先开始发生较大变化，随后又引起金融市场风波，包括股市等各个方面发生变化。所以，这次峰会在汇率政策上将加强沟通和协调，但大家都不建议采用竞争性贬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不能靠过度的本地汇率贬值刺激出口。

周小川称，汇率和宏观政策连在一起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。资本流动有些异常，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太有利，这是需要协调讨论的问题。这种协调讨论不一定会达成一致文件，但经过沟通以后，各国在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时会参考共同讨论的结果，使政策更加协调。

谈及SDR，周小川表示，SDR由国际组织设计，它有助于风险管理与缓和波动，中国央行会逐步提高SDR的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