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溺杀女婴的直接后果是人口中男女性比例失调，而这种现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颇为明显。据官方人口数字计算，嘉兴府1769年的性比例为138.3，1789年为136.5，1799年为136.0，1838年为131.4；松江府1816年的性比例为123.8；而苏州府1820年的性比例则为134.4。儿童性比例差别更大。1816年青浦与奉贤两县的幼儿性比例竟然分别为310和170。

当然，由于官方数字未必准确，所以据之得到结果仍需推敲。但是这些结果与1930年代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，应当是近乎事实的。卜凯（John Lossing Buck）已指出1930年代中国农村的性比例失调与溺杀女婴有重大关系。因此溺婴（尤其是女婴）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依然流行并对人口变化起着相当的作用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然而也要指出，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（例如浙东、闽北、江西、湖南等地）相比，江南溺婴之风并不盛。溺婴行为不仅在史籍中有关记载很少，而且也不受社会赞许。明清之际的江南学者陈确之母，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：“吾平生无负心事，唯于二十四岁产一女，溺之，至今以为恨。”郭松义收集了清代全国16个省的150多个府、州、县、厅的溺婴记载，其中1/3系因艰于妆奁而溺女婴者。在这67个实例中，浙江（22例）、福建（10例）、江西（9例）、湖南（8例）、广东（8例）五省占了绝大多数，可见前述明成化21年都察院所说情况一直继续到清代。但是在这67例中，属于江南的却只有2例（松江府1例，桐乡县1例），而且还都是晚清（光绪）时期的记载。因此我们在看到溺婴对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变化的影响时，也不可对此作过分夸大。

此外，我们也顺带谈一谈育婴堂的作用。刘翠溶已注意到了清代江南各地育婴堂的设立情况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：首先，江南育婴堂的设立始于南宋，在清代以前很久就已有之，但似乎并未起到多少作用；其次，从19世纪中期湖南的情况来看，由于经费有限，加上管理不善，当时育婴堂收养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，江南的情况也未必会好得多。从这些来推测，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，育婴堂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似乎未起多大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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